債務上限問題讓美國政治極化加劇、治理體系失靈、政治信用透支的嚴重弊端暴露無遺，若不能有效解決，不僅將對美國經濟造成進一步沖擊，其外溢效應還將擴散至全球，威脅世界經濟復蘇和全球金融市場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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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距離可能出現債務違約的日期漸行漸近。然而從目前形勢來看，美國兩黨仍就債務上限問題僵持不下，雙方互相扯皮纏斗，拿著“美債炸彈”大搞黨爭。從結果看，若不能有效解決這一問題，不僅將對美國經濟造成進一步沖擊，其外溢效應還將擴散至全球，威脅世界經濟復蘇和全球金融市場穩定。

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近日再次發出警告，美國一旦債務違約，將對經濟和金融產生“災難性影響”，引發全球經濟下滑。

引發債務上限危機

今年1月份，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觸及31.4萬億美元的法定債務上限。為避免債務違約，美財政部隨即開始采取一些“非常規措施”，如暫停某些例行開支以維持關鍵支出等。耶倫此前警告，如果國會不能及時調高債務上限，按照當前聯邦政府舉債速度，債務違約最早將在6月1日發生。

所謂債務上限是美國國會為聯邦政府設定的為履行已產生的支付義務而舉債的最高額度，觸及這條“紅線”，意味著美國財政部借款授權用盡，除非國會調高債務上限，否則白宮無權繼續舉債。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經濟室主任羅振興表示，這一制度設計的初衷是讓美國財政部發債時保持最大的靈活性，同時讓國會不喪失最終控制權，通過權利制衡來加強財政自律、控制債務增長，然而在美國社會矛盾加劇、政治極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債務上限問題已日益淪為黨爭的工具。

在美國黨爭極化的時代，圍繞債務上限的政治戲碼輪番上演。執政黨為了取悅選民，大幅透支財政預算，下臺之后作為在野黨又極力阻撓債務上限法案通過，為對方施政制造障礙，為自己勒索更多好處，將黨派利益凌駕于國家和多數民眾利益之上。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前美聯儲高級經濟學家胡捷指出，美國債務問題由來已久，僅自1960年以來，美國就提高債務上限78次，平均每10個月一次。寅吃卯糧已經成為常態，近年來，由于美國兩黨多次選擇減稅和推動政府支出計劃，導致國債余額反復觸碰上限，使得如何應對這樣的局面成為國會面臨的周期性問題。

以拜登政府為例，其上任以來簽署了《2021年美國新冠紓困救助法案》《2021年美國基建法案》《2022年芯片與科技法案》等一系列巨額法案。分析認為，這直接導致不到兩年時間債務違約的風險便再次壓到美國頭上。

專家指出，美國政府之所以敢無節制支出，其背后支撐是美元霸權。長期以來，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助長了美國濫發鈔票行為。美聯儲大規模量化寬松，助長了美國政府債務的增加。

兩黨博弈前景堪憂

債務上限問題，讓美國政治極化加劇、治理體系失靈、政治信用透支的嚴重弊端暴露無遺。從過往經驗來看，兩黨往往要拖到最后一刻，迫于種種壓力和反復權衡利弊后，才會達成某種妥協。

談及目前兩黨僵持不下的矛盾點，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孫立鵬表示，共和黨方面把《2023年限制、節約與增長法案》作為談判的底線，要求拜登政府從2024年開始，將聯邦政府預算年均增長控制在1%。具體包括：撤銷應對疫情為國稅局提供的資金；廢除學生貸款豁免；廢除或修改可再生和清潔能源、節能財產、替代燃料和電動汽車的稅收抵免等。“這些都是拜登政府經濟政策核心內容，相當于對其過去幾年經濟成績的否定。”

“拜登政府方面則要求不附加任何條件提高債務上限，因為一旦讓步將被民主黨看作是軟弱表現，恐影響其2024年參選的黨內支持率。而且美國經濟正面臨多重挑戰，大規模削減政府開支將不利于拜登推行經濟政策。因此，拜登不得不采取強硬立場。”孫立鵬說。

這是最考驗定力的時候。但作為執政黨，民主黨人明顯更等不起。有消息稱，部分被拜登“打招呼”的商界、金融界領袖轉而勸說拜登妥協，“不那么干凈地提高債務上限也未嘗不能接受”。事實上，以往執政黨和聯邦政府都接受了。拜登近日也表示，若債務上限問題得不到解決，可能會取消日本七國集團（G7）峰會之行。

兩黨博弈之下，美債問題后續將如何演繹？在羅振興看來，有幾種可能的走向：一是兩黨達成部分妥協，在債務違約日前通過法律提高或暫停債務上限；二是拜登政府讓步，削減部分開支，提高債務上限；三是共和黨妥協，無條件提高債務上限；四是白宮使用非常規手段解決，如援引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第四條款避免違約，動用行政令強行提高債務上限，但這會引發憲法危機；五是談判破裂，聯邦政府債務違約。“目前來看，前兩種情況最有可能實現。”羅振興說。

分析認為，美國債務違約對兩黨都沒有好處，當前兩黨最主要的分歧，并不在于對債務上限本身的討論，而是要為明年大選獲取民意增加更多籌碼。

債務違約風險幾何

債務上限危機是美國多年來的老問題，直接影響美國民眾醫療報銷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時，本次危機發生在美國經濟衰退預期增強之時，美國經濟前景由此蒙上陰影。

美國兩黨經濟學家一致認為，即便是非常短暫的違約，也會給股市帶來沖擊，并導致利率飆升，增加從企業到個人的各種借貸成本。穆迪分析公司預測，如果債務違約持續6個星期，美國可能失去超過700萬個工作崗位，失業率將飆升至8%以上，美國經濟將下降4%以上。

羅振興表示，雖然兩黨常常能夠在債務違約前達成協議，但正如耶倫在致國會的信中指出的，即使在最后一刻得到解決，避免了技術違約，也可能會對國家造成損害。從歷史經驗看，在非常措施耗盡之日前，債務上限問題久拖不決，曾經導致2011年美國信用評級下調，2013年美國政府短暫關門16天。

長期來看，美國債務上限危機也將嚴重透支美國政治信用、削弱美國國債信譽和美元儲備貨幣地位。胡捷表示，一些國家正著手推動外匯儲備資產構成多元化，逐步減少對美國國債的依賴。瑞士信貸銀行研究所發布報告認為，在過去20年里，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下降明顯，未來美元的重要性很可能繼續減弱。

羅振興認為，債務上限問題如果不能及時妥善解決，不僅對美國而言是一場巨大的災難，也將給全球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動蕩和危機。當前，全球經濟陷入低迷，世界亟需穩定性、確定性，而不是被美國的債務危機所綁架，更不想為美國的揮霍埋單。

美國智庫兩黨政策研究中心預算分析師沙伊·阿卡巴斯指出，美國“又一次”面臨幾周或幾個月內陷入債務違約的風險，“這與一個被視為金融體系壓艙石的國家不相稱，只會給已經搖擺不定的經濟增添不確定性”。

孫立鵬表示，對發達經濟體而言，僅美國中小銀行業動蕩就已經引發瑞士信貸集團的同頻共振，一旦更嚴峻的金融風險形成，歐洲將難以獨善其身；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美國債務違約引發的利率高企將使其債務負擔進一步加重，難以從全球資本市場融資，還會面臨更加困難的經濟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