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已有8家人體器官獲取組織，由醫護工作者組成專業協調員團隊持證上崗

器官捐獻協調員：一邊面對死亡一邊迎接新生

本報記者 黃尖尖

6月11日是第六個“中國器官捐獻日”，在疫情防控下，一個簡短的器官捐獻宣傳活動在上海長海醫院的門診大廳舉行。長海醫院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向來參與活動的市民講述了關于“一個人的籃球隊”的故事。

“16歲男孩葉沙不幸因病去世，他的父母把兒子的心、肝、肺、腎、角膜捐獻給了7個身患重病的人，讓他們重獲新生。葉沙生前最喜歡打籃球，于是這7人中的5人組成了一支特殊的籃球隊，代替他延續夢想……”

人體器官捐獻是倡導公民在生命不可挽救時，自愿、無償地捐獻能用的器官，讓生命以另外一種方式延續。從2015年起，公民自愿捐獻成為我國移植器官唯一合法來源。截至2022年6月9日，中國器官捐獻登記人數已超過477萬，較2015年2.5萬余例實現了百余倍的增長。但我國每年仍有30萬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而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其中僅6%的患者能夠實現器官移植。

上海目前共有8家人體器官獲取組織(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s，簡稱OPO)，皆掛靠在綜合三級甲等醫院中，由具有相關醫學工作背景的醫護工作者組成的專業協調員團隊持證上崗。一邊面對死亡，一邊迎接新生，是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的工作日常。

無力

長海醫院重癥監護室門外，73歲的許老先生坐在角落里一言不發。妻子和兒媳在一旁低聲啜泣。病房里，老許45歲的大兒子在昏迷中，靠儀器維持著一線生機。距離發生意外已經第8天，能想的辦法醫生幾乎都試過。老許心里那個模糊的念頭變得愈發清晰。

“我現在還能為我兒子做什么？”第一次與高曉剛見面時，老許問。“臨床上已經判定腦死亡，接下來，或許您可以考慮器官捐獻。”同樣的話，高曉剛跟很多身處絕望的病患家屬說過。每一次，都格外沉重。

剛開始，所有人都強烈反對。“你怎么能這樣對待我們的孩子！”老伴哭著指責他。老許心里也萬分不舍，但看著兒子的各項指數一天天下降，他知道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可猶豫。3天后，老許做了個決定，讓兒子的生命以另外一種方式延續下去。

那日，病房來了幾個親戚，圍著兩位老人一番勸說：“不到最后一刻不能放棄啊！”“您老要孩子死無全尸嗎？”話說得越來越難聽，老許一直雙唇緊閉。

“選擇器官捐獻的家屬會受到各種輿論壓力，很多病例都會遇到這樣的狀況。”此刻，高曉剛也有點擔心家屬會動搖。但老許平靜地對他說：“他們只是來探視的，過一會兒他們就走了。”老爺子心里堅信，捐獻器官才是唯一能讓兒子“活”下去的方法。

然而就在這時候，病人的心臟停止了跳動。沒有機會了。心臟停止，血液便不再流動，新陳代謝停止，器官很快就會喪失活性。

“從器官變成移植物，要經過檢查、化驗、摘取、保存等嚴格的流程，還有很多法律流程要走。”高曉剛說，而這一切都在心臟停止跳動的一刻戛然而止。

困局

高曉剛是器官移植外科醫生，從2015年開始，他擁有了另外一個身份——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帶領3名具有相關醫學工作背景的醫護工作者組成了長海醫院的協調員團隊。

疫情期間，團隊也沒有停歇，從今年3月下旬至5月底，長海聯合OPO的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在封閉管理環境下成功實現3例器官捐獻，捐獻產生的移植器官挽救了11位患者的生命。

潛在捐獻者來源于長海醫院及其服務轄區醫院的急診室、重癥病房，以神經外科、腦部創傷和血管性疾病的病人為主。每天隨時都會有腦損傷病人的信息報送到OPO辦公室。“我們只是跟蹤病人的情況，不干預任何治療環節，這是國際上OPO通行的工作標準。”

協調捐獻工作有一些不成文的規則。比如當家屬還在為搶救患者而積極努力的時候不適合談捐獻。比如第一次跟家屬接觸，應先幫助家屬和醫院溝通病情，等病情得到判定，家屬認識到病情已經無可逆轉的時候，才慢慢轉入捐獻環節。和家屬交流時不能以談判的姿態面對面地坐，要盡量并排而坐，減少距離感，與家屬共情……

“目前在我國，推動器官捐獻工作主要有兩個困境。”高曉剛說，第一重阻力來自對死亡判定標準的理解。“我國病人死亡有三種判定標準：腦死亡、心臟死亡以及腦心雙死亡。當患者符合腦死亡判定標準且家屬接受腦死亡判定時，腦死亡患者的心臟還保持跳動，如果器官健康沒有遺傳疾病，就有機會成為器官捐獻者。但由于對死亡判定標準的認可度不同，一些家屬會擔心自己的親人失去被搶救的機會。”而第二重阻力，來自人們對保持死者遺體完整的傳統觀念，這往往比前者更難突破。

從事器官捐獻工作會遭遇各種情況。“有一聽到器官捐獻就問多少錢的，還有要求了解器官受者信息、逢年過節要去‘看看’的……遇到這些情況，我們都要堅決回避，絕對不能做利益交換。”高曉剛說，“我們必須跟潛在捐獻者家屬明確：捐獻者不是因為捐獻器官才死亡，而是死亡后同意了才有捐獻，是大愛的行為。”

按規定，器官捐獻一直是無償的。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尋子網“寶貝回家”創始人張寶艷建議建立“人體器官捐獻撫恤制度”，比如返還人體器官捐獻者生前承擔的個人醫療費用，免除處理后事的喪葬費用，以及對直系親屬日后治療各種疾病過程中適當提高報銷福利或者全額報銷。張寶艷指出，很多捐獻者生前是家里的頂梁柱，當他們身亡后，家庭陷入生活困境。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愿意作出捐獻，是高尚價值觀的體現，社會應該給他們一些補償。這對死者和家屬是一種慰藉，也可促使更多人愿意捐獻器官。

“去年，上海共完成104例器官捐獻手術，占上海2487萬常住人口的百萬分之四點一八。”百萬人口年捐獻率是衡量捐獻普及率的重要指標。“目前我國百萬人口年捐獻率雖達到4.1，在全世界位于中等水平，但是世界上不少國家的捐獻率已達到了20到30。”高曉剛說。

協調員不是勸捐員。“我們的身份有點尷尬，不受歡迎、遭到拒絕是常事。一個案例沒有成功，就意味著可能有幾位器官衰竭的病人將在等待器官移植中逝去。”一邊面對死亡，一邊面對新生；一邊吸收著大量負面情緒，一邊給陷入悲痛的潛在捐獻者家屬以陽光的指導和希望。“別人說我們總‘盯’著病人的器官，但這是因為器官移植是人類目前有限的對抗死亡和讓生命延續的方法。”而這也是高曉剛能一直堅持下來的原因。

道別

小夏是個有點瘦小的男生，爸爸早年去世，他由媽媽一手拉扯大，借住在爺爺奶奶家。有一天，小夏媽媽突發腦出血，醫生宣布腦死亡。

當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第一次跟小夏談及是否考慮捐獻媽媽的器官以挽救他人生命時，他一時無法接受，“絕對不行！”協調員開導他：“你的媽媽也不想離開你，你想讓她的生命延續嗎？”男孩泣不成聲。

良久，高曉剛拍拍他道：“成長的過程很痛苦，但接下來的路需要你自己走下去。”他答應小夏，以后如果爺爺奶奶生病了，可以來長海醫院OPO辦公室，無論哪位同事在，都會幫忙協調二老看病。“這樣你也可以為家里做點事，在叔叔和姑姑面前證明你已經長大，可以獨當一面了……”

2天后，小夏媽媽的生命體征已很難繼續維持。最后時刻，男孩在捐獻手術同意書上簽了字。醫院給小夏開了特例，幫他換好無菌隔離衣進入手術室，和媽媽道別。

手術室內，麻醉醫生、人體器官獲取團隊、護士和家屬圍站在捐獻者床前，在上海市紅十字會協調員的見證下，進行一個簡短的道別儀式。醫生按照國家規定的流程做出死亡判定，見證人回顧捐獻者的生平，眾人對捐獻者三鞠躬，默哀。

新生

器官移植病人有兩個生日。除了自己原本的生日，另一個“生日”便是移植手術日。

在長海醫院人體器官獲取辦公室門外的走廊上，有一面書信墻，上面貼著許多移植病人寫給捐獻者的信——雖然這些信永遠不會抵達他們的收信者。

最近，一位小男孩捐獻者的媽媽經常來醫院，希望了解受贈者的消息。剛開始醫護人員還有些擔心，但這位媽媽再三表示，只是想看看那個孩子。

協調員幫忙安排了一次視頻見面。工作人員到了受贈小男孩家中，在對方媽媽的陪同下撥通了微信視頻。那一頭，一個小男孩對著鏡頭喊了一聲：“大媽媽好呀。”這一頭的媽媽熱淚盈眶……

等視頻關上，雙方的聯系也就留在了“云端”。高曉剛說，很多家長當看到自己孩子的器官在另一個孩子身上存活得很健康，會釋懷。

“小孩的器官捐獻等待時間更長，移植手術也更復雜。”高曉剛說起有一個父親，抱著先天性輸尿管畸形的3歲孩子跑遍了全國各地求醫。在長海醫院透析的半年時間里，幾乎每天他都會來OPO辦公室打聽，看有沒有適合孩子的腎臟。

不久前，這位父親終于等到了好消息。真正到了這一刻，他的內心卻十分復雜：“自己的孩子有希望了，就代表著有另外一個孩子不幸離世。”

“現在我每次做移植手術時，心里想的都是我必須盡一切努力挽救患者，否則我就對不起捐獻這個器官的逝者和家庭。”高曉剛說。

“人在喪失至親之時，是最孤立無援的。我很慶幸自己能陪伴他們走過這最艱難的一程。”捐獻結束了，有時高曉剛會和其中一些家屬保持聯系，在對方有困難的時候提供一些幫助。

但有一些人，則不再去打擾。比如那個男孩小夏，高曉剛再也沒有和他聯系過，只是偶爾從朋友圈里看到他長高了，交女朋友了，大學畢業了…… 【編輯:劉歡】